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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下神坛的小岗村——小岗村访谈录系列之一  

2015-10-12 15:11:22|  分类: 社会改革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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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下神坛的小岗村——小岗村访谈录系列之一

作者:陈窗 曾德方 发布时间:2015-10-12 14:08:45 来源:民族复兴网 字体:   |    |  

 ——小岗村访谈录系列之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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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,主要生产粮食,原来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子。户不满百,人只有三百七十多人。1978年,他们因为带头搞了土地“承包”(大包干),便成了农村致富的典型。有些人,甚至把它说成是“闯出一条拯救中国农村经济”的“新路”。然而,熟悉内情的人却认为,小岗村搞的“承包”,尽管土地是公有,但从一家一户的经济模式来说,实际上仍然是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的“老路”。农民走这条“老路”,只能不断走向两极分化,并不能达到共同富裕。现在,小岗村的“承包户,已经推广到全国农村,而且“包”字进城,已经推广到城市的诸多领域。自然,要搞清楚小岗村这条“新路”,还得从小岗村来考察。

  小岗村位于淮河中游东南,离淮河约20公里左右。据史料记载,小岗村及其所在地凤阳县,古时候就比较富庶,当时曾有这样的谚语:“走于走万,抵不上淮河两岸”。可是,自从11 94年黄水夺淮之后,由于淮河的入海通道被淤塞,小岗村及其所在的凤阳县,也就水旱灾害连年不断,以致农业衰敝,民不聊生。

  就在这灾害频仍、饿殍遍野的1328年(元64年),被称为农民皇帝的朱元璋,在凤阳县一家贫苦农民家里诞生了。朱元璋从小就征受苦难,曾给地主放过牛,种过田,还当过和尚。后来,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,推翻了元朝统治,建立了大明帝国。照理说,农民起义的胜利,应当使农民美好的愿望得到满足了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,不仅没有解决农民的水旱灾害问题,而且还是连年不断给凤阳人、包括小岗村人带来深重的灾难。农民由于一家一户分散搞单干,抵抗不了天灾人祸,只好背井离乡,外出逃荒。他们一边打着花鼓,一边含着眼泪唱道:

  说凤阳,道凤阳,凤阳本是个好地方。自从出了个朱皇帝,十年倒有九年荒。大户人家卖骡马,小户人家卖儿郎。我家没有儿郎卖,身背花鼓走四方。……

  农民日夜盼望能摆脱这种苦难生活的煎熬,可是直盼到1949年,小岗村农民才和全国人民一样,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推翻了压在头上的“三座大山”,当上了新中国的主人。

  建国初期,小岗村和所在地凤阳县,即对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,使农民通过互助合作,组织了起来,走上了集体的道路。在这期间,毛主席发出了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号召。在毛主席的号召下,淮河水系所属地区进行总动员,投入了一场移山倒海的伟大斗争。这次治理淮河,对穷山恶水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改造。他们建造了许多山谷水库、湖泊和洼地蓄洪区,而且,还疏浚和开挖了数条大型运河,培修和加高了淮河大堤,从而控制了淮河洪水的泛滥。

  由于小岗村属于岗地,往年都是十年九旱。与此同时,小岗村农民和附近农民一起,又修建了一座比较大的燃灯水库(长20华里,宽10华里)。很多人都说,当年修水库是不拿工钱的,但人民热情高、劲头足,干起活来就像是拼命。十几万民工日夜苦战,工地上的喇叭唱个不停:“燃灯水库,燃灯乡,十三万人民喜洋洋,……”俗话说,人心齐泰山移。组织起来的人民,确实有那么一种翻天覆地的力量。小岗村在治理淮河和农业集体化之后,粮食产量逐步稳定在十八、九万斤,好年成可以达到二十万斤,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。从此,小岗人也和其他凤阳人一样,告别了十年九荒的悲惨岁月,告别了“身背花鼓走四方”的苦难生活。

  1978年,小岗村大旱。原任老支书严俊昌(当时是队长)和他的堂弟现任村长严宏昌(当时是副队长),被逼得无路可走,只好搞起了“承包”(大包干)。

  当然,小岗村搞“承包”,这和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关心也是分不开的。据说,万里曾五次(一说六次)到凤阳,并亲自到小岗村进行指导。万里十分赞赏小岗村搞“承包”,他对群众和村干部说:“我就想这么干,就怕没人敢于,你们这样干了,我支持你们。”万里离开时,汽车开得很慢,他探头车外,叮咛严俊昌一定要把地种好。汽车走了一段,万里再次探头车外,嘱严俊昌要向党讲真话。汽车行至村头,万里第三次招呼严俊昌过去,说:“如果有人查你,你就说我同意的,让你干5年。”

  “承包”的第一年,小岗村就收了13万斤粮食。虽然说,这个数字还赶不上农业集体化时的20万斤产量,但比起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时的三万斤,已经远远超过了。而且.由于农民改用良种和开垦荒地,小岗村在“承包”的头几年,粮食产量还不断有所增加。这样,便又刮起了一股浮夸风和私有风,说是“一包就灵”,小岗村真的脱贫致富了。

  不过,后来继续从小岗村传出消息,说因为刮浮夸风和私有风,小岗村又一滑坡”了。算起来,小岗村从带头搞“承包”到今天,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。那么,今天的小岗村又变得怎样了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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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0年的冬天,天上已经飘起了雪花,我们先到了凤阳县城。

  一下长途汽车,就碰到一位名叫杭玉兵的小伙子。这位小伙子原是汽车司机,现年31岁。他因汽车从“承包”到私有,已是无车可开,只好在汽车站上,和母亲一起使一个小馄饨摊子。这小伙子心直口快,一听说我们要去小岗村,连连摆手说:“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,小岗村穷得很,没有什么好看的。你们还不如去看看名胜古迹,这里朱元月的祖坟明皇陵,还有朱元湾当和尚的龙兴寺,都比小岗村好看。”

  我们问:“你熟悉小岗村吗?”抗玉兵说:“太熟悉啦。1998年,江泽民总书记来视察之前,县里派我,还有另外一个汽车司机,把两卡车饲料粮拉到小岗村去,说这是任务。可等江泽民一走,又让我们把饲料粮拉回来了。”

  我们很奇怪,忙问:“又拉回来干什么?”杭玉兵笑笑,说:“这是县里的粮食,为什么不拉回来,拉去是让他们看的。”

  听了杭玉兵的话,更使我们弄不明白。既然说,“一包就灵”,“承包”能致富,那小岗村“承包”了20多年,为什么还这么穷呢?  我们到了小岗村,访问了不少农民家庭和男女老少农民老乡,才算了解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情况。

  有一位名叫严立坤的老农,长着一双浓浓的眉毛,说起话来很直爽。他一谈起村里的情况,就非常生气,他说:“县里不知是怎么想的,小岗村的事不让小岗人来办。比如平整土地,小岗村明明有推土机,他们偏偏不用,非要到别的地方去调了推土机来用。”  老农严立坤越说越气,又说:“有些干部,就是不讲实话,不办实事。就说1998年吧,江泽民到小岗村来视察,人还没有来,镇上早早就打招呼,说有意见,有问题,先不要谈,你们放心,以后一定解决。镇上打过招呼以后,县里又来第二次打招呼。县里打过招呼以后,地区还不放心,又来第三次打招呼,说不要讲。”

  讲到这里,老农严立坤放大嗓门,气吼吼地说:“你们说,这样打招呼,谁还敢讲真话啊?!这还不说,人走了,茶也凉了,到现在,离江泽民视察已经两年多了,问题不但没有解决,而且他们连人也不来了。”我们只好笑笑,说:“不是说你们已经先富起来了吗?”严立坤一听,眼睛都瞪圆了,说:“富个鬼,有口饭吃就算不错了。”

  当然,这也不能说上面领导对小岗村不关心。据我们了解,上面领导曾经花了不少钱来“包装”小岗村。现在,小岗村属于小溪河镇管辖,而在江总书记1998年来视察之前,从小溪河镇到村里只有一条土马路,坑坑洼洼的,一到雨天,就泥泞不堪,很难走汽车。小岗村听说江总书记要来,忙向镇里报告,要求修一条马路,但是镇里没有钱。后向县里报告,县里也说没有钱。最后报告到省里,省委书记才从财政上拨了二百多万元,给小岗村从小溪河镇到村子里修了一条八公里左右长的柏油马路,另外,在小岗村西头,还建造了一座很气派的牌楼。县里为了表扬18户农民按手印带头槁“承包”的首创精神,并免费给18户农民安装了电话(每户仅收电话机费160元)。同时,还在小岗村专门布置了一个“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”。

  不仅如此,在此之前,县里和省里已经给小岗村西头好几家修造了十分整齐的院墙,院墙虽说不高,但已经把几户农家的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遮挡起来了。据村里农民说,村里小学校那幢宽敞明亮的洋搂,以及高耸云天的自来水塔,也都是省里来修建的。此外,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,还无偿支援小岗村100多万元,在村里修了一条宽广的水泥马路,马路两侧,裁有冬天不落叶的长青树,并竖了一块石碑,石碑上刻着“友谊大道”四个大字。

  走进小岗村,乍一看外貌,感到小岗村确实已经畜起来了。特别是展览室,展出的粮食产量数据更是吓人。1978年粮食产量是3万斤,1997年粮食产量已达到120万斤,竟然增加了39倍。

  然而,不少农民对这个展览却有不同看法。他们认为,把官僚主义者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所造成的粮食减产到三万斤的恶果,也算在小岗村搞农业集体化的帐上,而用它来与“承包”后并不实在的粮食产量作对比,是不科学的。这样一来,也就用“承包”把小岗村搞农业集体化的成绩否定掉了。不少农民还认为,“展览室”里另外有一些东西也是不实在的。

  我们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,先找到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严富昌,他告诉我们:“这个‘展览室’是县里搞的。小岗村农民最了解小岗的情况,可县里就是不让我们小岗人讲。他们搞了个讲话稿子,让小青年背得滚瓜烂熟,然后像电视里广播新闻那样,一句一句背着向参观的人介绍。”

  我们想,严富昌是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,现在既然村长严宏昌已经先富起来了,通过先富帮后富,严富昌恐怕也富起来了吧。我们笑着问:“村长对你家搞先富帮后富,你家大概也像‘展览室’说的那样,已经脱贫致富了吧?”

  严富昌直摇头:“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。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,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。实话对你说,我家没有脱贫致富。”他指着草房一角的屋顶让我们看。这里有一个大窟窿,通过窟窿,晴天可以看见蓝天白云,晚上可以看见月亮星星,一到雨天,这里就漏个不停。

  严富昌无可奈何地叹了声气:“没有办法,想盖房子也没有钱!”他又指指挂在墙上的一只空破木匣和电话线,说:“你们看,这就是江泽民来视察之前公家给我家安装的电话。没有想到,不打电话,一个月也要交八、九元钱。我家用不起,已经把电话机送给别人了。”

  这时,一个青壮妇女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,冲着我们笑笑,说:“实在对不起,没有烧开水,也不好给你们倒开水喝。”原来,这妇女就是严富昌的妻子,名叫张长淑。她老家是四川渠县,因家里生活困难,从小就跟人到了这里。她和严富昌结婚时,才只有16岁。现在,她已是32岁。她和严富昌生了两个儿女,大儿子16岁,二女儿14岁,都在离这儿8公里左右远的小溪河镇,住校念初中。他们算了一下,让两个孩子上学,除吃自己的粮食不算以外,一年还要花三千元左右(据称,住校念初中,要收学费、书费、板凳费、课桌费、保险费、住宿费等,一学期是500多元。伙食方面,菜费每天是角,主食则由学生自己带米,校方收取蒸煮费。学生在伙食上,每月至少也要花几十元)。严富昌想了想,搬着指头数了几下,说;“我们家种14亩地,今年因年景不好,只收了六、七千斤粮食,就说每斤粮食能卖0.45元,也只能卖三千元左右,只够让两个孩子念书用的。”(稻谷的国家保护价虽然是每斤0.53元,但在压级、压秤、压价之后,实际上卖不到这个价。而且,有些农民由于人力和运输方面的限制,很难到粮站去卖,只能将稻谷卖给上门收购的粮贩子。)

  严富昌说着说着,难过得几乎要流出泪来:“真没有想到,搞‘承包’,把别人‘包’富了,却把自己‘包’穷了。”  严富昌一家的生计确实有些困难。去年,严富昌被毒蛇咬了,花了一笔钱。谁知祸不单行,今年他老婆张长淑的腿又让马路上的车子撞了。张长淑到镇上去看了医生,绑了石膏,原以为没有事了。没有想到,等打开石膏一看,医生又说要照片子检查。据说,检查还要花百十来块钱。严富昌、张长淑十分为难,因为搞不到钱,也就没有检查,只好拖着。

  我们反复劝严富昌和张长淑,不管怎样,还是要去治。我们说:“张长淑只有32岁,还年轻,治好了,总可以多一个劳动力吧。”  几天以后,我们在路上碰到张长淑。她笑眯眯的,说:“去检查了,医生说我不会残废,等治好了还可以劳动。”后来,我们走到张长淑家门前,她丈夫严富昌正在用手扶拖拉机打场。严富昌还是那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他抬头瞧瞧我们,叹着气说:“不行啊!现在柴油太贵,一斤要四元二角,打一场稻谷就得用10斤柴油,算起来,就要花42元,实在用不起。我想,今后只能去买条牛来使唤喽。”

  这时,有人告诉我们,省里帮小岗村修建的自来水塔,里边的机器也坏掉了。据说,要修好,就要花二、三万元。再说,就是修好了,一个月全村光是电费就要花一、二千元。这个自来水,农民确实用不起。这样,自来水塔也就只好提前“下岗”休息了。

  我们望着高耸云天的自来水塔,又想想刚才严富昌讲的话,不觉心里一阵发凉。我们琢磨:像这个样子,还怎么搞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呢?!不过,我们还是想搞清楚“展览室”的情况。比如,农民说“展览室”里有些东西是不实在的,那么,“展览室”那个粮食产量又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?

  我们找到村里的出纳(又称保管)严立学聊天,问今年天旱减产,村里到底能产多少粮食?严立学把嘴一咧,笑着说:“6 0万斤。”(按:小岗村有小岗和大严家两个自然村,出纳说的是小岗自然村,再加上大严家自然村,粮食产量也就是120万斤,这和“展览室”统计的数字是吻合的)。我们又问:“去年呢?”答:“60万。”再问:“前年呢?”答:“还是60万。”……

  哦,原来如此!

  后来,我们把此事说给正在打场的农民严留昌听,严留昌不禁笑了起来:“你们还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,这就叫有增无减,稳产高产。”我们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他们正像某些人所说,是在玩弄“村骗乡,乡骗县,一直骗到国务院”的把戏。  严留昌想了一下,又说;“我们小岗自然村,今年能收二、三十万斤粮食,也就碰项了。”

  严留昌用自家的例子,又跟我们仔细算了算。他说,他家种25亩地,过去年成好,可以打二万斤稻谷。他有两个儿女,大女儿21岁,上中专,二儿子19岁,上高中,供两个孩子上学,一年要花七、八千元。如果田里能收二万斤稻谷,两个孩子上学也就够了。可今年,粮食减产,只收一万斤稻谷。不说别的,就是让两个孩子上学也困难啊!

  我们又访问了一些农民,他们也都认为,小岗村并没有“致富”。在他们看来,问题主要是两个:一是由于“承包”带来了一些问题,例如,由于一家一户,力量分散,很难拓宽致富门路,很难合理组织人力物力,很难进行规模经营,等等;二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,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。有人说,过去稻谷可以卖到七、八角一斤,现在稻谷只能卖到四、五角一斤,相反,农民种田用的化肥、农药、柴油、水电等费用,却是有增无减。这样,也就出现了谷贱伤农和种田赔钱的现象。住在小岗村东头的徐德凯和韩德斌两家,因为种田亏损,生活不好过,已经分别搬到板桥和小溪河镇去了。可是,某些干部却不顾事实,仍在鼓吹“承包致富”论。他们说,不是“承包”不能致富,而是小岗村农民的素质低,所以致不了富。

  然而,已卸任的老支书严俊昌却不同意这个看法,他认为:不能把现在的问题,说成是小岗村农民的素质低造成的。他说:“我们小岗村搞‘承包’,并没有想反对农业集体化。可是,有些干部,却利用我们搞‘承包’,来否定农业集体化,来反对所谓吃“大锅饭”。原先,我们小岗大队有七个生产队,他们只让我们‘包’一个生产队。我说,队当然不是越大越好,但也不能说越小越好啊!到后来,才把大严家生产队划给我们,合成一个小岗村。可这样,还划得太小。我们既不能搞协作分工,也不能搞规模经营。”  我们问他:“你们搞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到底‘统’在哪里啊?”

  严俊昌两手一摊:“没有啊,哪有什么‘统’啊!我们只有‘分’,没有‘统’,还是小农经济,一家一户搞单干。”他举例说:“就说今年吧,因为天旱,简直像放鸭子,各顾各,争着用水。塘里有水的,就能收稻谷八、九百斤,没水的,就只能收稻谷二、三百斤。要是组织一下,也不致于像今年这样减产。”严俊昌说到这里,不禁长叹一声:“搞成这个样子,我实在睡不着觉啊!”

  我们问他:“不是干部还在宣传,说是搞‘承包’可以致富吗?”

  严俊昌把手一挥:“尽瞎吹,没有那回事!”

  严俊昌对这种说假话、搞浮夸,十分反感。他向我们介绍:那是八几年,温家宝来召集他们开会。严俊昌的堂弟严宏昌,还有一个名叫吴风起的,一说起私人搞“承包”,就像浑身都能长出钱来,说小岗村一搞私人“承包”就富起来了,人均年收入可以达到5000元。严俊昌一听就觉得不对头,便说,搞不到那么多钱,也就是能解决个温饱。温家宝听了很赞赏,随即表示,他要听真话。

  然而,现在某些媒体却在鼓吹“承包致富”论。新华社记者慎海雄等人,在他们写的《中国农村的历史变革》中,还从理论的高度作了概括,说:“农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,这是农业生产的规律决定的,也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决定的。中外各国的共同经验表明,农业的现代化和社会化大生产,离不开农户的家庭经营。”

  某些人甚至说,“承包”可以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,可以提高生产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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